在国外流行着一种叫做海龟汤的游戏。正规的名字是情境猜谜（Situation puzzle），又译情境推理游戏，俗称“海龟汤”，另名水平思考游戏（Lateral thinking puzzle）或是/不是游戏，是一种猜测情境型事件真相的智力游戏。其玩法是由出题者提出一个难以理解的事件，参与猜题者可以提出任何问题以试图缩小范围并找出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但出题者仅能则以“是（对）”、“不是（不对）”或“没有关系”来回答问题。
一个典型的游戏是，出题者提问：“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并向酒保要了一杯水。酒保拿出一支枪并瞄准他，该名男子说：“谢谢你！”然后离开，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猜题者与出题者的问、答过程可能如下：
问：酒保听得到他说的话吗？ 答：是
问：酒保是为某些事情生气吗？ 答：不是
问：这支枪是水枪吗？ 答：不是
问：他们原本就互相认识吗？ 答：毫无关系
问：这个男人说“谢谢你”时带有讽刺的口气吗？ 答：没有
问：酒保认为男子对自己构成威胁吗？ 答：没有
经过一番问答之后，可能会导引出答案：该名男子打嗝，他希望喝一杯水来改善状况。酒保意识到这一点，选择拿枪吓他，男子一紧张之下，打嗝自然消失，因而衷心感谢酒保后就离开了。[参考1]
然而，这种游戏在国内几经传播之后就只剩下一个匪夷所思的题目，然后要求参与者直接告推断出过程，或者说需要参与者临时编造一个听起来合理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有母女三人，母亲死了，姐妹两去参加葬礼，妹妹在葬礼上遇见一个很有型的男子，并对他一见倾心，回到家后妹妹把姐姐杀了，为什么？”然后这种题目还被冠以“FBI犯罪心理测试”这样的标题。
显而易见整个玩法和之前的大相径庭，甚至有了更多莫名其妙的意味。
接下来介绍一下100多年前，一个关于“死尸粒子”的事情。
在工业化国家中，目前婴儿出生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九:而在180年前，婴儿出生死亡率是现在的5o多倍。当时分娩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是一种往往导致产妇和婴儿双双死亡的致命疾病，叫产褥热。
19世纪40年代，欧洲最好的医院，例如伦敦产科总医院、巴黎产科医院、德累斯顿产科医院，都饱受这种病症的威胁。
临产的孕妇到达医院时还是健康的，生产过后不久，就会莫名其妙地染上产褥热，最后死去。或许，维也纳总医院算得上是当时最好的医院。1841--1846年，医生接生的婴儿超过20000个，大约有2000名产妇死亡，死亡率为1/10。
1847年，情形进一步恶化: 死于产褥热的产妇比例已达1/6。就在那一年年，匈牙利籍医生塞梅尔维斯成为维也纳总医院院长助理。塞梅尔维斯敏感细腻，对病人体贴入微，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总能感同身受。看到产妇生产过后纷纷死去，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于是便着了魔似的要改变这种情形。与其他很多过于情绪化的人不同，塞梅尔维斯能够做到把感情搁置一边，集中心思分析事实，不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他聪明地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事实上医生对产褥热发生的原因一无所知。那些医生或许会说他们知道，但异常高的死亡率表明他们并不知情。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就会发现，
当时医生认为导致产褥热病的诸多“原因”，事实上都是彻头彻尾的瞎猜:
- 妊娠早期行为不当，比如穿紧身胸衣和衬裙太紧；子宫内的胎儿使排泄物流通不畅，滞留于肠内，而其中已分解腐烂的液体则融入血液之中。
- 形成乳汁的过程中产生的臭气所致；恶露郁阻；宇宙一-地球磁力影响；个人体质欠佳……
- 产房的空气恶臭。
- 男医生接生，或许这玷污了产妇的贞洁，进而导致了病变。
- 受凉；饮食不当；生产之后，急于回归正常作息，从分娩室出来得太早。
耐人寻味的是，产妇死亡的原因总被归因于她们自己。这可能与一个事实有关:当时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如今看来，19世纪的医学似乎仍然很原始，但那时的医牛地位啡凡，俨然是智慧和权威的化身。
然而，产褥热的肆虐却让他们一筹莫展，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如果是在家由产婆接生(这在当时仍很普遍)，那么产妇死于产褥热的概率比在医院生产后死亡的概率小得多，不过是后者的1/6o。
当时医生都受过最好的医学训练；而如果在家里生产产妇往往躺在凹凸不平的床垫上，由农村的产婆接生。那么，产妇在医院分娩的危险性为什么会更高呢？
为了破解这个谜题，塞梅尔维斯开始认真分析数据。在自己效力的医院收集产妇死亡率的数据后，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家医院有两种产房，其中一种产房由男医生和习生负责，另一种则由女接生员和实习生负责。而这两种产房中的产妇死亡率非常悬殊：
男医生负责的产房的死亡率是女接生员负责的产房的两倍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塞梅尔维斯想弄清楚的是，在男医生负责产房中分娩的孕妇，是否本身有严重的病情，体质更差，或是有其他方面的潜在病因。
不是，不可能是这样。临产孕妇被分配到哪种产房，这取决于她们是在一周中哪一天到达医院的，因为这两种产房以24小时为间隔轮流接纳临产孕妇。鉴于妊娠期是可以计算的，因此孕妇会在产期来临时去医院，而不是在其他方便的日子。这种分配方法虽然算不上是严格的随机，然而就塞梅尔维斯所要探究的问题而言，这的确暗示了一个事实:两种产房死亡率的差别，并不是由两种产房接纳临产孕妇总人数上的差异所导致的。
也许，上面所列出的一种胡乱猜测是事实:在为产妇接生的这种敏感而微妙的任务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男性的在场害死了那些产妇？
塞梅尔维斯认定，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对两种产房中出生的婴儿死亡率进行分析后，他还发现了这样的事实: 男医生负责的产房的婴儿死亡率比女接生员负责的产房高很多，分别为9.9%和3.9%。男婴和女婴的死亡率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塞梅尔维斯所观察到的，新生婴儿“因为男医生接生而死亡”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认为男性在场是那些产妇死亡的原因的推断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还有一种推测是这样的:男医生负责的产房接纳的临产孕妇，此前听说这里的死亡率很高，所以“惊恐万分，结果导致她们也染上了这种疾病"。塞梅尔维斯也不认同这种解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杀人无数的血腥战争中，士兵也一定惧怕死亡。然而，这些士兵并没有染上产褥热。”
不可能。男医生负责的产房必定有其特殊的地方，那可能是导致产褥热病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塞梅尔维斯已经确认了几个事实:
- 即便在大街上分娩，随后才去医院的那些最贫穷的产妇，也没有患产褥热。
- 子宫颈扩张超过24小时的产妇，“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染上了产褥热。
- 医生没有因接触产妇或新生婴儿而染上疾病，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病不具有传染性。
然而，他仍然困惑不已。“一切因素都得考虑，一切都难以解释，一切都令人生疑。”他这样写道，"唯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为数众多的死亡人数。”
一个悲剧发生后，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塞梅尔维斯所推崇的一位老教授，在一次不幸的医学事故发生后很快就去世了。当时，老教授带着一个学生做尸体解剖实验突然那个学生的手术刀滑了-下，伤着了老教授的手指。塞梅尔维斯注意到，老教授死前的诸多症状，例如胸膜炎、心包炎、腹膜炎及脑膜炎，“与数百例患产褥热的产妇死前的症状相似”。
教授的死因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他死于“已进入他血管系统的死尸粒子”(cadaverous particle),塞梅尔维斯这样写道。那些死去的产妇，是否也有这种死尸粒子进入了血管系统呢？
当然！
那个时期，维也纳总医院和其他一流的医学院，都日益专注于研究解剖学，基本教学手段就是尸体解剖。对需要了解疾病大致情况的医学院学生而言，有什么比双手拿起衰竭的器官密切观察，进而在血液、尿液或胆汁中找出蛛丝马迹更好的方法吗？在维也纳总医院，每一个死去的病人，包括死于产褥热的产妇，都被直接送往解剖室。
离开解剖室后，医生和学生往往直接去了产房，至多洗一下手而已。要知道，直到此后10年或20年，医学界才接受细菌理论。后来的细菌理论证实，很多疾病是活着的微生物引起的，而不是动物神灵、陈腐的空气，也不是腹带太紧所致。在当时，塞梅尔维斯弄明白了这其中的缘由。引发产妇产褥热的罪魁祸首正是医生，因为是他们将死尸粒子带给了产妇。
这解释了男医生负责的产房的死亡率比女接生员负责的
产房的死亡率高得多的事实。同样，男医生负责的产房的死亡率为什么比在家中甚至在大街上分娩更高？为什么子官颈扩张时间越长，产妇就越容易患上产褥热？这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子宫颈扩张时间越长，这个产妇就越是需要医生和学生助产，而伸进(可能伤及)子宫的那只手，因为刚做过解剖实验，还留存有死尸粒子。
“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塞梅尔维斯后来懊悔地说，“正是我们自己导致了无数人的死亡。”
得益于他的发现，这场瘟疫终于得到控制。他命令所有医生和学生，做完尸体解剖手术后双手都必须用含氯消毒水消毒。男医生负责的产房的死亡率大幅下降，降至1%。在此后的12个月中，塞梅尔维斯实施的措施，挽救了300位母亲和250个婴儿的生命，这仅仅是一家医院的一个产房所挽救的生命总数。【参考2】
如果将上面塞梅尔维斯的例子用海龟汤的方式描述，问题就是“为什么180年前，欧洲的各大医院产妇和婴儿更容易因为‘产褥热’死亡？” 如果能够刨除各种事实，前面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猜想都非常“合情合理”。从这里可以看出：单纯的逻辑推理、思想实验是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的，甚至会很容易得到错误的结论，只有统计和实验能够确定真正的原因。
更悲哀的是，即便找到了最终的答案，例如：医生护士没有执行消毒导致产妇和婴儿的微生物感染。仍然会有“哲学家”跳出来说这个答案我早就知道，比如：中医说，很明显这个是外邪入侵导致的，我们早知道，下次信我；或者信佛的人说，所谓“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我这是大智慧。
参考: